绸 缎 商 业 行 业

北宋中期（960～1126年），浙江的杭州、湖州，江苏的苏州、镇江和上海等地上贡丝织品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南宋华亭（今松江县）人朱克柔，以缂丝（织绸）为生，他所创的“长短枪”缂法，被称为“朱缂”，沿用至今。

品牌故事：

绸缎商业的重心原在苏州。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后，苏州绸商纷纷来沪。江、浙及粤、鲁、豫等产区的绸商，也来上海设庄经销。著名的丝绸产销重镇——江苏盛泽，所产丝织品大半皆从上海出口，绸庄船逐日运发。

道光二十七年创立的同源亨，为上海早期的绸庄。至道光三十年，上海已有朱合六等10家绸庄，并建立同业公所“湛华堂”。清咸丰十年（1860年），介福绸缎铺开业（后改名老介福绸缎局，业内规模最大）。当时上海有绸缎同业20余家，至清末发展到百家以上。在此期间，上海春记绸庄业主从法国购进全铁织机9台，在沪开设肇新绸厂。嗣后，上海的电机织绸厂不断增加，促进了上海绸缎批发商业的发展。绸缎业各帮按产地先后建立的行业组织有：杭绸业的钱江会馆，苏缎业的云锦公所，浙湖绉业公所、盛泾绸业公所，山东河南府绸公所；门市零剪店另组绪纶公所和锦纶公所。清宣统二年（1910年）前后，上海已取代苏州，成为最大的绸缎集散地。批发绸庄大多数设在宁波路、天津路、山西路和福建路一带。

上海租界内的街道，从图上可见绸缎庄多采用大、老二字

绸缎行业作为中国传统强势商业，即便在上海开埠后，较之沪上的金银首饰与酒菜饭等二线行业在开埠后为迎合多样化的消费者而作出的改动，绸缎行业招牌的风格样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其招牌大多材厚而幅宽，以正（黑）色为底，用金红二色上书店名，为招揽顾客，店名多有“大”、“老”二字，以示店家产品正宗，信誉良好。

    民国元年（1912年）后，上海绸缎业有大同行与小同行之分。大同行10户，属绪纶公所，资金雄厚，经营规模大，有老介福、老九章、老九纶、老九和、日新增、大纶、大盛、协祥等绸缎局，以门市销售为主；联益小同行有四五十户，多在福州路、福建路一带。民国10年后，因时局动荡，丝绸业务渐见萎疲，同业中亏歇的不少。民国16年9月26日，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绸缎业分会成立，有100家业主和高级职员197人参加为会员。后不久奉命撤销，整顿改组。民国19年8月10日，上海市绸缎业同业公会成立。同年，此后闻名上海的协大祥在十六铺码头开店营业，并由此延开启了沪上绸缎三大祥的商业传奇。

解放后的宝大祥店面，其招牌风格一直从解放前延续到了解放后

    1912 年，浙江镇海人丁王山、柴宝怀筹集股金1.2 万两银子在小东门大街(今方洪东路10 2 号) 开设“ 协大祥布店” 。二人原是“ 日新增洋货店” 的职员, 后来“跳槽” 与人合伙开设“ 协祥洋货号” , 主要经销洋布。但丁、柴两人目光远大, 认为随着辛亥革命胜利和清王朝被推翻, 国人的衣着将趋向洋化, 棉布零售业务必定前途无量,利润丰厚。到19 2 2 年, “协大祥” 在十年中净赚了16.6 万两银子, 资产增长了23 倍。

    据丁王山后人丁方镇回忆, “ 协大祥” 这一名字还是他的创意: 他希望这家店将来比协祥还大, 所以建议取名“协大祥” 。丁、柴两人还善于用人, 他们看中了协祥二柜(相当于现在的营业部副主任) 年富力强、精明能干的浦东人孙琢章,就想方设法把他“挖” 了过来, 聘为协大祥经理,送给他干股两股, 双方约定: 盈利时照分利润, 亏本时不用填本。

    在营销策略上, 孙琢章在“ 协大祥”首创足尺加一, 而“宝大祥” 就实行足尺加二, 到1930 年后更进一步首创足尺加三。“三大祥” 明争暗斗, 你争我赶, 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滩绸布行业中打拼出了一番天地, 到解放前, “ 三大祥” 的营业额竟占了全市零售布店的三分之一。

    由于孙琢章经营有方,协大祥的经营状况蒸蒸日上，但这时各种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 一方面是孙琢章不满于自己的收入, 另一方面是一些股东认为孙独揽大权, 虽经大股东柴宝怀调解, 但还是无法达成一致, 结果是各股东一致同意以廉价将“ 协大祥” 转让给孙琢章经营。

    1924 年, 趁“协大祥” 翻造房屋之际, 原协大祥股东丁方镇便联合了柴宝怀、丁工陵及丁不山家属等,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租下“协大祥”隔壁马路转角上的房屋, 合伙创办“宝大祥”(股本2.4万两)。股东们公推丁方镇为“ 宝大祥”总经理, 徐和卿为经理, 丁方源为协理，并接二连三地在“ 协大祥”的四周开设了四家“ 宝大祥布店”,将“协大祥”团团包围。孙琢章就针锋相对来了个“反包围”,在今金陵东路、金陵中路以及西藏南路开出三家“协大祥”分店, 同时还暗中出巨资,让他的学生丁大富在“宝大祥”对面开设信大祥布店。

    丁方镇将原来单纯经营布匹的棉布店, 逐步发展为经销各种绩罗绸缎、呢绒、土布、夏布、丝棉、驼毛、绣品、花边、床上用品、纽扣的综合性商店, 其经营范围远远超过同行, 名列全市第一。“宝大祥”还设立成衣部、顾绣部、送货部、邮寄部, 代客定制加工各式服装和手工刺绣。几年经营下来,“宝大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 而且与东南亚、日本、欧美许多国家有业务往来。

上海提倡国货会成立现场，棉布行业是其重要的组成主体之一。

    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产绸缎受苛征重税影响，出口日益减少。九一八后，出口不及最旺时的十分之二三。又因外国货人造丝织物倾销，绸缎业受到很大冲击。民国17年中，江、浙两省绸厂倒闭几乎十之七八，直接间接失业者甚众。民国18年7月5日，驻沪的江、浙、鲁、豫等12个帮会团体集会，推定代表组成“中华国产绸缎上海救济会”，推选王延松为主席。会后，发表提倡使用国绸的宣言，唤起民众，服用国绸。是年8月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各省党政、民众团体，请求通令所属一律服用国绸以示表率。民国19年10月，举办国产绸缎展览会，聘请吴铁城等13人担任名誉会长等职。还在报章杂志突出宣传“衣不用国货便要亡国，国产绸缎是国货的好衣料”等口号，而沪上三大祥的商业也趋于白热化。

    1938年,丁大富为避开竞争对手,把“信大祥”搬到了上海的商业核心地区南京东路,营业才蒸蒸日上。这时,“协大祥” 和“宝大祥” 看到上海西区和北区的顾客被“信大祥”拦截, 两家又相继到南京东路“ 信大祥”附近开分店。这样一来,“三大祥” 在南京东路上再次鼎足而立, 展开激烈竞争。直至解放前, “ 协大祥” 在小东门、大世界、八仙桥、南京路共四家,“ 宝大祥” 在小东门、八仙桥、南京路共三家,“信大祥”计有小东门一家，南京路两家,“三大祥”总共开设了九家绸布店。

    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工商业凋萎，银行又紧缩信用放款，绸缎业一向以放帐交易为主，同业公会借鉴国外经验，于民国24年4月1日起率先推行“商业承兑汇票”以调剂资金供需，并得到国民政府实业部支持，批转全国推广。民国25年蚕茧丰收，绸缎业开始好转。是年，上海经营批发业务的绸庄增至456户，从业人员3130人；经营零售业务的绸缎局有24户，从业人员782人。抗日战争前上海绸缎商业经销全国各地区产品，兼营国际贸易，其资金雄厚，多有投资绸厂的。不少绸庄向绸厂包机定织或向各地绸厂加工订货，形成了绸缎商业的鼎盛时期，三大祥也在这一刻开始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协大祥”坚持了“明码标价,划一不二”的做法。“协大祥”的料子,每一种都用标签详细地标明了品质与价码。顾客来买料子,无论是丝绸呢绒还是布料, 售货员都是实实足足地量给顾客看, 并且不是只量一边,要两边都量好后, 才下剪。据说有一次,“协大祥”老板的一位亲戚来店里买布,要求给打个折扣,帐房见是老板的长辈亲戚就同意了。后来老板知道了,不但批评了店员和帐房,而且自己掏钱填补了折扣差额,还明令规定今后无论何人在店里买布只能有一个标价。如此一来顾客对“协大祥”也就更加信任了。

“宝大祥” 则以“宝”招财源。“宝大祥”先是在“宝”字上大做文章。如商标上、悬匾上都围绕“宝” 字加以发挥, 分别印上“斯宝大祥”、“ 宝藏兴焉” 、“招财进宝” 等等字句,并且在八仙桥新号的天栅下,悬挂了一个镜面大悬匾, 上面刻有“招财进宝”图案,还有五个从小到大的元宝连成宝塔状,两个小孩子在元宝顶端手执彩旗跳跃舞蹈, 绣旗上也刺有“招财进宝”的吉利话。而在发票上则印上“斯宝大祥”字样,象征来“宝大祥”购买衣料有吉祥之兆,所以,办喜事的大多乐意光顾“宝大祥” ,以致民谚中有:“嫁因要到宝大祥,备嫁妆,送新娘, 床上身上都像样!”甚至还有用作歇后语的, 如“旱涝保收—宝大祥”、“笃定泰山—宝大祥”。

“信大祥”则主要围绕“信”字做文章,他借鉴“宝大祥”以“宝”招财的经验, 在“信”字上大做文章, 招牌上、广告上、发票上处处讲“信”——“信大祥买卖最讲信用”、“信大祥对顾客言而有信”等。当然,在经营中丁大富也讲究品种全、花色多、备货足、服务好, 这样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民国26年1月24日，中国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协会。该会致函上海市绸缎业同业公会，要求“选择精品参与”。经公会征集筛选，有大盛、老介福等17家绸庄、商店和工厂提供上海等8地生产的56个品种及4册样本，送法参展。

    民国27年下半年起，遭日本侵华战争影响，外地客商锐减。是年，上海绸缎业销售仅占常年的1／10，同业中亏损累累。

民国29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电令各海关，凡在战区以进口物品作原料的产品一律禁运，国内制造的人造丝织品，也在禁运之列。上海运往内地的绸缎数量，减至最低点。日伪时期，上海绸缎商业内外销均被当局“统制”，绸庄批发业务停顿的为数不少，投机囤积之风猖獗一时，业内经营也转向囤积牟利。当时，棉布店兼营绸缎的日益增加。霞飞路（今淮海路）、静安寺一带，开设了不少绸缎商店，适应高档消费需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绸缎商业同业公会建立绸业评价处。民国37年12月改组成立绸缎交易市场，并设市场管理委员会。当年全市绸缎门市店增至186户，批发绸庄有370户。

解放后，上海成立国营中国蚕丝公司，合工农商、内外贸于一体，负责蚕茧收购、绸缎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业务。1952年，在南京东路设营业所，专营绸缎批发业务，私营批发商逐步为国营经济所替代。国营百货公司门市部也兼营绸缎零售业务。1949～1953年，私营批发商歇业的甚多，其中23户转入工业。1953年，中国蚕丝公司迁北京，改组成立中国丝绸公司，上海成立华东区公司，负责丝绸的购销和出口业务。1955年，华东区公司改称中国丝绸公司上海分公司。

1954年12月，绸缎交易市场停业。1955年5月，私营批发商剩56户，其中开设于黄浦区、老闸区的有55户，蓬莱区（今南市区）1户，从业人员242人，流动资金325965元。5月份营业额59011元，略有盈余的4户，计盈1035元，余皆亏损，合计亏损17281元。

正在庆祝公私合营的协大祥

    1955年12月14日,陈毅市长访问南京路“宝大祥”,同月“宝大祥”实行公私合营;“协大祥”也于同月28日完成公私合营；1956年1月“信大祥”实行公私合营。同年6月该店响应政府“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主动将企业整体搬迁至甘肃省兰州市,设信大样绸布庄。兰州信大祥绸布店便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布店。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全市私营丝绸批发商53户作歇业处理，从业人员由国营企业吸收。另1户收购丝绸残次货的，2户经营绫绢的实行公私合营。全市绸缎业零售商47户，由花纱布公司归口改造安排，后与棉布业合并改称绸布商店。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上海绸缎商业同业公会于1956年2月并入棉布公会，改称上海市绸布商业同业公会。

    1961年1月，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成立，将丝绸与纺织品进出口业务合并。中国丝绸公司上海分公司改称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上海丝绸分公司，统一经营内外销业务。其后一度将绸缎内销批发机构划归内贸领导，后又划回。

    1966年1月，根据外贸部、商业部、纺织工业部联合通知，上海丝绸分公司的绸缎内销业务及其营业所，移交上海纺织品采购供应站和上海纺织品公司。上海纺织品站设呢绒绸缎科负责内销绸缎的收购和调拨供应；上海纺织品公司设呢绒绸缎批发部，负责市内绸缎批发业务。同年6月，上海纺织品公司筹建的上海绸缎商店在南京东路开业。这是全国最大的绸缎专业零售商店，以品种多、花色新、商品质量优，吸引中外顾客。后被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命名为名特商店。

1983年11月，中国丝绸公司在上海设立国内销售部，接办原由上海纺织品站、上海纺织品公司经营的绸缎批发业务及其所属上海绸缎商店。1985年9月，中国丝绸公司上海内销公司（简称丝绸内销公司，下同，仍保留国内销售部名称，一起办公）成立。

1987年1月，该公司改为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国内联合销售公司，继续经营丝绸内销业务。1991年后，因业务分流和大楼改建，缺乏经营场地，国内联合销售公司批发业务逐年萎缩。上海绸缎商店也搬离原址，营业大幅度下降。其间，国营纺织品零售行业的绸缎销售，1991、1992两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徐汇纺织品公司在开发真丝绸面料经营中取得成效，逐步发展成以丝绸专营为特色的批兼零股份合作制企业。与此同时，市场上还出现了一些专卖仿真丝织物及化纤织物的小店，多为一开间，个体经营。至90年代中期，上海绸缎购销已形成分散性多行业经营的格局。

布业公所绮藻堂。布庄业主在邑庙建得月楼、绮藻堂，用于议事祀神。1850年，正式创办公所，所址设在豫园得月楼。

名声响亮的三大祥吸引了无数沪上名人前往购物，著名的越剧十姐妹也不例外。

南京路宝大祥的店门口。